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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和“农业”有什么区别？

呵呵。

农村，对应于城市的称谓，指农业区，有集镇、村落，以农业产业（自然经济和第一产业）为主，包括各种农场（包括畜牧和水产养殖场）、林场（林业生产区）、园艺和蔬菜生产等。跟人口集中的城镇比较，农村地区人口呈散落居住。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社会中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人口居住的地区，是同城市相对应的区域，具有特定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经济条件，也叫乡村。

清新的空气在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城里人能够享受到什么清新空气？即使偶尔感触到远远天边袭来的柔风，但却夹杂着无数呛鼻抑或令人近乎窒息的莫名气味，并充盈于各种噪音之中，磨损于光怪陆离的灯光之间，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钢筋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烂泥塘里散发的一阵气味，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乡下的人喜欢盯着烈日走，在地里背朝着青天白日默默地挥汗。他们手捧着黄土有时不免脸上荡漾着一丝无奈，但他们酷爱着他们苦苦守着的热土，在那里不停劳作感到乐此不疲。他们一旦丢弃一寸土就心里不是什么滋味，甚至很小心眼的为此争执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一些在乡下经营农作物致富的老乡很少搬到城里去住，也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能力在城里买到地皮和房子，而是他们不愿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美丽的乡村土地里有他们不朽的希望，每一块泥土每一颗沙砾都堆积着他们几代人的感情。

相比之下，城里人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感情和乡下人对他们居住的对乡村的感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城里的许多地方给他们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譬如商品超市，上学就医，社交活动等等。但交通的拥挤，整治不善的水沟，弥漫在上空的烟雾和尘埃以及充斥在闹市里的噪音都使他们厌倦，甚至不时的脱口漫骂起来。我认识的几位住在城市里的朋友，每次和他们谈起对城市的看法时，总是表露出不同程度的埋怨。而乡下的老乡呢？跟他们谈到乡村时，很少有人指责自己的居住环境，也许没有太多的溢美之词，在他们眼里唯一埋怨的就是说交通不太便利。

乡下人白天劳作，晚上睡觉，生活很有规律的。月朗风清，他们享受着一方土地独有的自然恩宠。看月亮从树阴里筛下满地的光斑，闪闪烁烁，飘忽不定；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当地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拥挤；门口不远的田野，田里泛起细细的柔波，那里传来一阵阵如潮水汹涌着的蛙鸣，用心去倾听着这些天籁之音，会使你感触到月下乡村的深邃和美妙

农村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中，城市与农村的本质差别将消失。在不同的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规定的农村统计口径有所不同。例如：美国，1950年以前规定，凡是人口在2500人以下的、没有组织成自治单位的居住地就算农村；1950年以后规定，不论其是否组织成自治单位，凡人口在2500人以下或人口在每平方英里 1500人以下的地区及城市郊区都算作农村。欧洲各国一般以居住地在2000人以下者为农村。在中国没有直接规定“农村”这一统计指标的口径，仅规定了“市镇总人口”和“乡村总人口”这两个人口统计指标。国家统计局解释，“市镇总人口”指市、镇辖区内的全部人口；“乡村总人口”指县(不含镇)内全部人口。其中，“市”是指经国家规定成立“市”建制的城市；“镇”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镇。1984年规定，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或总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000人的，或总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的，均可建镇。

在原始社会初期，人类依靠采集、渔猎为生，逐水草、居巢穴，无所谓村落。到了原始社会的中期，约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耕种土地、照管作物、饲养畜禽等生产活动，人类开始定居下来，从而出现了最早的村落。原始村落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部落的聚居之地，实行原始公有制，按自然分工进行生产活动，平均分配。至原始社会末期，交换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一些交通方便、位置适中的村落中，出现了集市。

唐代贵族阶级，多养奴隶。庄园中之田地，当然使之耕种，然以地面辽阔，田多至千顷，自家奴隶，不敷应用，不能不利用佃户，耕种田地，收其租税，以供挥霍。此种佃户，称为客户，或庄客。......士豪大族，收纳逃户（既客户），留居庄上。结果致“客户”二字，可作佃农解，庄园之大者，收容客户，多至数百人，一家数口，集居一隅，於是庄园之中，发生客户所居之村落，后世称农村为“庄”，其义殆起於此。（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

在奴隶社会的农村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相继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在一些大的村落中，手工业者集中，商业集中，形成永久性市场。这些地方，逐步演变成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保护财产的安全、政权的巩固，则修筑城堡等，逐渐出现了城市。大商人、大奴隶主、官吏聚居在城市，奴隶、个体小农、少数小奴隶主则居住在农村。

在封建社会的农村中，主要居住着农民(雇农、佃农、自耕农)或农奴、中小地主等。土地等生产资料绝大部分为封建地主阶级(或封建农奴主阶级)所有，少部分归农民所有。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农村居民除包括封建社会遗留的各种成员外，主要是经营农业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的扩展，大批破产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工业工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农村居民的主要成分是比例不等的大中小型农场主和受雇于农场主的农业工人。此外，由城市迁入农村的居民以及农村工商业从业人员也日益增加。

农村同城市相比有其特点：①人口稀少，居民点分散在农业生产的环境之中，具有田园风光；②家族聚居的现象较为明显；③工业、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较低。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村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沿海地区已先后和数量不等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营的自然经济。

鸦片战争之后，农村逐渐演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其社会经济的特点是：①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的土地归地主和富农阶级所有。②地主通过地租、高利贷和商业资本三种形式剥削农民。③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品输入中国，并在中国直接开办工厂，动摇了耕织结合的农村经济结构。④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了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并直接到农村收购农产品，致使中国农业商品化具有殖民地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不断发生变化。1949年-1952年，全国绝大部分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由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个体农民经济成为最主要的经济成分。1953年-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加入合作社以后，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实行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制。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以及农村工业，商店、银行、学校、医院、文化设施等随之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58年-197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由于“左”的政策，使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受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停滞。从1979年开始，农村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农村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都得了较快的发展，农村面貌有很大的变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和谐中国的历史要求，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根本！

中国农村婚姻农难题

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问题要我们去关注和思考，因农村婚姻问题事关农村家庭的生活和生产，事关农村社会及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们必须认真地去关注、思考、研究农村婚姻及与其有关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个社会成员、社会组织及团体共同的社会责任。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以实际行动共同关注中国乡村社会，关注社会，关注中国。

绿色食品ppt

绿色食品在中国是对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的总称。是指按特定生产方式生产，并经国家有关的专门机构认定，准许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无污染、无公害、安全、优质、营养型的食品。类似的食品在其他国家被称为有机食品，生态食品，自然食品。1990年5月 ，中国农业部正式规定了绿色食品的名称 、标准及标志。标准规定：①产品或产品原料的产地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生态环境标准。②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及食品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生产操作规程。③产品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④产品的标签必须符合中国农业部制定的《绿色食品标志设计标准手册》中的有关规定。绿色食品的标志为绿色正圆形图案，上方为太阳，下方为叶片与蓓蕾，标志的寓意为保护。

在许多国家，绿色食品又有着许多相似的名称和叫法，诸如“生态食品”、“自然食品”、“蓝色天使食品”、“健康食品”、“有机农业食品”等。由于在国际上，对于保护环境和与之相关的事业已经习惯冠以“绿色”的字样，所以，为了突出这类食品产自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严格的加工程序，在中国，统一被称作“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是指在无污染的条件下种植、养殖，施有机肥料，不用高毒性、高残留农药，在标准环境、生产技术、卫生标准下加工生产，经权威机构认定并使用专门标识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的统称。

[编辑本段]绿色食品所具备的条件

1.产品或产品原料产地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2.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及食品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

3.产品必须符合绿色食品标准；

4.产品的包装、贮运必须符合绿色食品包装贮运标准。

[编辑本段]绿色食品标准

绿色食品标准是由农业部发布的推荐性农业行业标准（NY/T），是绿色食品生产企业必须遵照执行的标准。

绿色食品标准分为两个技术等级，即AA级绿色食品标准和A级绿色食品标准。

绿色食品标准以“从土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理念为核心，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标准，即《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条件》（NY/T 391）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标准

绿色食品产品标准

绿色食品包装、贮藏运输标准

[编辑本段]绿色食品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先后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这一方面大大地丰富了这些国家的食品供应，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是随着农用化学物质源源不断地、大量地向农田中输入，造成有害化学物质通过土壤和水体在生物体内富集，并且通过食物链进入到农作物和畜禽体内，导致食物污染，最终损害人体健康。可见，过度依赖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农业(也叫做“石油农业”)，会对环境、资源以及人体健康构成危害，并且这种危害具有隐蔽性、累积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1962年，美国的雷切尔·卡逊女士以密歇根州东兰辛市为消灭伤害榆树的甲虫所采取的措施为例，披露了杀虫剂DDT危害其他生物的种种情况。该市大量用DDT喷洒树木，树叶在秋天落在地上，蠕虫吃了树叶，大地回春后知更鸟吃了蠕虫，一周后全市的知更鸟几乎全部死亡。卡逊女士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写道：“全世界广泛遭受治虫药物的污染，化学药品已经侵入万物赖以生存的水中，渗入土壤，并且在植物上布成一层有害的薄膜……已经对人体产生严重的危害。除此之外，还有可怕的后遗祸患，可能几年内无法查出，甚至可能对遗传有影响，几个世代都无法察觉。”卡逊女士的论断无疑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扩展到欧洲和日本的旨在限制化学物质过量投入以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食品安全性的“有机农业”思潮影响了许多国家。一些国家开始采取经济措施和法律手段，鼓励、支持本国无污染食品的开发和生产。自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后，许多国家从农业着手，积极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以减缓石油农业给环境和资源造成的严重压力。欧洲、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了生态农业的研究。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国决定开发无污染、安全、优质的营养食品，并且将它们定名为“绿色食品”。

[编辑本段]绿色食品的分级标准

在绿色食品申报审批过程中区分A级和 AA 级绿色审批。

AA级绿色审批系指在生态环境质量符合规定标准的产地，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有害化学合成物质，按特定的生产操作规程生产、加工，产品质量及包装经检测、检查符合特定标准，并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 AA级绿色审批标志的产品。

AA级绿色食品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有害化学合成物质。

A级绿色食品系指在生态环境质量符合规定的产地，生产过程中允许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物质，按特定的生产操作规程生产、加工，产品质量及包装经检测、检查符合特定标志，并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A级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A级绿色食品在生产过程中允许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物质。

绿色食品产品的包装、装潢、商品的标签绿色食品的包装、装潢应符合《绿色食品标志设计标准手册》的要求，得到绿色标志所有权的单位，应将绿色食品标志用于产品的内外包装。《手册》对绿色食品标志的标准图形、标准字体、图形与字体的规范组织、标准色、广告用语及用于食品系列化包装的标准图形、编号规范作了严格规定，同时列举了应用示例。

消费者怎样识别绿色食品凡绿色食品产品的包装必须做到（1〕“级绿色食品的四位一体”，即标志图形、“绿色食品”文学、编号及防伪标签。（2〕AA级绿色食品标志底色为白色，标志与标准字体为绿色；而 A级绿色食品的标志底色为绿色，标志与标准字体为白色。（3〕“产品编号”正后或正下方写上“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文字，其英文规范为“Certified Chinese Creen Food Product”。（4〕绿色食品包装标签应符合国家《食品标签通用标准》GB7718-94。标准中规定食品标签上必须标注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食品名称；配料表；精含量及固形物含量；制造者、销售者的名称和地址；日期标志（生产日期、保质期〕和储藏指南；质量（品质等级〕；产品标准号；特殊标注内容。

认清绿色食品标志

绿色食品标志是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正式注册的质量证明商标。

绿色食品标志由三部分构成，即上方的太阳、下方的叶片和中心的蓓蕾。标志为正圆形，意为保护。整个图形描绘了一幅明媚阳光照耀下的和谐生机，告诉人们绿色食品正是出自纯净、良好生态环境的安全无污染食品，能给人们带来蓬勃的生命力。绿色食品标志还提醒人们要保护环境，通过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创造自然界新的和谐。

绿色食品标志作为一种特定的产品质量的证明商标，其商标专用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保护。

绿色食品分A级绿色食品和AA级绿色食品二种。A级绿色食品，系指在生态环境质量符合规定标准的产地、生产过程中允许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物质，按特定的生产操作规程生产、加工、产品质量及包装经检测、检查符合特定标准，并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A级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AA级绿色食品（等同有机食品），系指在生态环境质量符合规定标准的产地，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有害化学合成物质，按特定的生产操作规程生产、加工、产品质量及包装经检测、检查符合特定标准，并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AA级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

消费者在选购此类食品时，应认清“标志”。绿色食品标志由三部分构成，即：上方的太阳、下方的叶片和中心的蓓蕾，标志为正圆形，意为保护、安全。A级标志为绿底白字，AA级标志为白底绿字。该标志由中国绿色食品协会认定颁发。

可以上网辨真伪：绿色食品标志到期后没有重新申报，有的企业是为了节省成本，也有的是因为产品实际上已经通不过国家对绿色食品的检验认证。消费者可登录“中国绿色食品网”辨认所购产品的真伪。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环境要求

《农产品安全质量》产地环境要求GB/T18407-2001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1.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GB/T18407.1-2001）

该标准对影响无公害蔬菜生产的水、空气、土壤等环境条件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结合无公害蔬菜生产的实际做出了规定，为无公害蔬菜产地的选择提供了环境质量依据。

2.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水果产地环境要求》（GB/T18407.2-2001）

该标准对影响无公害水果生产的水、空气、土壤等环境条件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结合无公害水果生产的实际做出了规定，为无公害水果产地的选择提供了环境质量依据。

3.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畜禽肉产地环境要求》（GB/T18407.3-2001）

该标准对影响畜禽生产的养殖场、屠宰和畜禽类产品加工厂的选址和设施，生产的畜禽饮用水、环境空气质量、畜禽场空气环境质量及加工厂水质指标及相应的试验方法，防疫制度及消毒措施按照现行标准的有关要求，结合无公害畜禽生产的实际做出了规定。从而促进我国畜禽产品质量的提高，加强产品安全质量管理，规范市场，促进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维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GB/T18407.4-2001）

该标准对影响水产品生产的养殖场、水质和底质的指标及相应的试验方法按照现行标准的有关要求，结合无公水产品生产的实际做出了规定。从而规范我国无公害水产品的生产环境，保证无公害水产品正常的生长和水产品的安全质量，促进我国无公害水产品生产。

常见的绿色食品

西红柿、黄瓜、青椒、菜豆、白菜、大葱、萝卜等。

一些食品也是，如，波利海苔等。

近现代中国饮食种类及结构的演变及其原因

饮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两大系统因素。就物

质层面说，饮食文化主要取决自然因素；就民族性层面看，则主要由文化因素制约。文章

认为，早在距今10000年——4000年前的时间里，中国便形成了以粟、菽、麦等“五谷”

为主要食物原料的黄河流域饮食文化区、以稻为代表主食原料的长江流域饮食文化区、以

肉酪为主要食料的中北草原地带饮食文化区三大饮食文化不同风格的区域类型。又经过约

四千年之久的演变，至19世纪末，在今天的中国版图内，出现了东北、中北、京津、黄河

下游、黄河中游、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西南、青藏高原、东南等11个子属饮食文

化区位。由于中国历史上是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小农社会，因此饮食文化

是以“滞进”方式存在的，“惰性”是其变化特征。文章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把握四点

原则：一、通过文献研究、田野与民俗考察、模拟重复等方法再现历史真实；二、把饮食

文化视为历史上人们有思想、有感情的活动；三、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饮食文化

民族性风格的主要因素；四、冷静公正、实事求是是饮食文化研究必须恪守的原则。文章

同时指出，菜肴品种只是饮食文化的物质构成之一，远不是民族或区域饮食文化的主体。

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菜品文化研究，主要是以大中城市饭店餐馆的经营品种为对象。而这

些菜品，既不是农民等普通民众的，也不是市民主体的，不属于国民大众日常饮食的范畴。

关键词 中国 饮食文化 区域性 民族性 变化规律 研究方法

区域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这一点应当是文化学的基础理论和文化学者的常识性共识。同样，

饮食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也是国际食文化学者无分歧的认识。从区域性入手考察中国饮食文化及其历史演变，是笔者一贯坚持的原则性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最近十余年来为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所注重，中国食文化学者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笔者与中国十几个省区的二十余名学者分工合作的“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工程就是这一理论原则和方法的体现。本工程以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东北、京津、黄河下游、黄河中游、中北、西北、青藏高原、西南、长江中游、长江中游、东南等十一个饮食文化区位为研究对象，是每个食文化区位的发展通史，共由十二册组成。全套丛书约六百万字，目前正在考虑出版事宜。由于中国疆域广阔，自然地理差异大，各地区食生产方式与内容不尽相同，多民族成份存在和彼此的文化差异等因素，于是决定了中国版图之内众多不同风格饮食文化区位的存在。而随着人们食生产活动的不断深化发展，这些彼此差异、不同风格的食文化区位又处于缓慢渐进的历史动态过程之中。认识这种历史存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区位的历史发展，不仅对了解过去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理解今天和创造明天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中国饮食文化的区位性是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形成并与时演变的

中国饮食史上的区位性，可以说是伴随饮食史的开端即显露出来了。原始人类赖以活命的食物原料，完全靠“上帝”的恩赐，即直接向大自然索取。因此，这时的饮食文化特征基本是由人群生息活动范围内的动植物种类、数量、存在与分布状态及水源等纯天然因素决定的。食物原料是天然的，食物形态基本是原料自然形态的分割剥离，没有或很少有原料的再加工。距今一万年左右，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出现了。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四千余年前，在经历了五、六千年漫长时间的食生产和食生活之后，中国史前时代的食文化区位特征明显形成。这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生产方式的明确和以谷物为食料主体倾向逐渐强化的特征。这一时期具体体现为：粟、菽等五谷杂粮结构的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稻为基本食料的长江流域食文化区，以及中北广阔草原地带的畜牧与狩猎食文化区三大史前事文化区域类型。鉴于食物原料的广泛性，本文只就最具决定意义的粮食品种讨论，而将蔬果、畜禽等暂且搁置一边。

黄河流域等北方地区是以粟、黍为主要粮食品种的农业文化带。一般认为粟、黍同属，黍糯、粟不糯，、稷通常主要是指粟。考古资料表明，粟最早驯化与栽培于中华大地。粟的驯化和种植，大约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粟的祖先是狗尾草，是广泛分布于史前时代黄河流域的野生高淀粉含量植物，也应当是黄河流域史前先民野生采集阶段的主要植物性食料。从植物生态学角度来看，粟的最早被黄河流域史前先民驯化成功是理所当然的。粟能适应各种生长环境，自生能力极强：叶面蒸发量很小，是一种较耐干旱的作物；大旱之际粟的叶子纵卷，甚至假死，以减少水分蒸发，一旦获得水分便很快恢复生机，对土壤要求也不高，非常适应黄土高原降雨量小与易干旱的生态环境。因此，粟首先被驯化成功了，并且成为北方地区绵延四、五千年之久的最重要的粮食品种1。粟去壳后即为小米，营养价值很高。尤其重要的是，粟的坚实外壳具有很强的防潮防蛀性，因而易于贮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最早从粟发展起来的农业国家。

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中有早期的粟粒、粟壳及炭化粟粒等的遗存已累计二十余处。其中发现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粟粒距今已有7300余年，遗址中的346个窖穴中88个有粮食堆存，一般厚达0.3－2米，有的窖穴堆积竟厚达2.9米。堆积物虽已腐烂，但出土时部分颗粒仍然清晰可辨，有人估计贮藏量约在10万斤以上，足够250人吃一年。这是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早期粟食物。磁山遗址发现的粟，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全世界发现的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粟2。研究者普遍认为，目前在世界各地栽培的粟的品种，绝大多数都可能与中国栽培粟有亲缘关系。此外，陕西的西安半坡遗址、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以及广泛分布于华北、西北地区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都发现了粟的遗存。自从粟被驯化以后，直至20世纪，在约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上一直是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居民的主要食料，可以说正是粟支撑了数千年之光辉灿烂的黄河文明。

粟的种植与周部族有较深的渊源，也许粟的驯化和栽培也与周部族有至为重要的渊源关系。周人因擅长农事而兴盛起来，其始祖“弃”因富有农事经验而被虞舜任命为农官，职责是“教民耕稼”，大概相当于后来秦、汉封建国家中央政府主管农业的“大司农”一职。因而，弃被誉称为“后稷”。“后”是至高伟大之义，先秦时“天子”之王才能称为“后”，而“稷”就是粟。也就是说，周部族是靠以粟为主的农业起家的，周人的始祖弃是种植粟的专家。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词—“社稷”，社稷一词是由“社”—土地神和“稷”—谷神合称而成，祭祀社稷是中国自史前时代便开始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是农业的，也是粟的，表明以粟为代表的渊源久远和肇基深厚。这一点，若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政权所在地自夏国以来三千余年基本上没有离开黄河中下游中枢线的事实，应当是足够发人深省的。“社稷”一词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而中国历代封建国家政权的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又无一例外是以“农为邦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典型的“农为邦本”、“农业立国”思想传统是起源于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也一直是以黄河流域农业为主要支撑的。

粟之外，菽是另一最主要的粮食品种。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是中国特产，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栽培，它的祖本野生大豆在我国南北方均有广泛分布。大豆是中国人驯化最早的菽类品种，而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民俗学考察来看，大豆最早的驯化地和主要食用分布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主要仍是北方地区。先秦典籍中频繁和大量出现的“荏菽”、“菽”、“藿”都是指大豆，“藿”许多时候又泛指豆叶。“菽者，众豆之总名”（宋·罗原《尔雅翼》），“古语但称菽，汉以后方谓之豆。”3距今三千余年前，豆类已经成了中国人最重要食物原料之一。春秋战国时的文献记载，往往“菽粟”并列：“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种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4“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5“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依而食菽粟者。”6等皆是例证。菽与粟两者均是庶民百姓的活命之本，仰食之天，“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7；而国家粮食储备也以此两物为根本，诸侯或因“菽粟藏深，而积怨于百姓。”8食菽粟民众尚不仅力耕之农，“工贾不耕田，而足乎菽粟”9，只有上层社会成员才不象广大庶民那样三餐是赖、世代仰给。《汜胜之书》记春秋战国时代北方农人“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天之本也。”10而按当时户田百亩的常规说法，则“五口之家”种豆田为二十五亩，“八口之家”豆田则达四十亩，即豆田占全部农田比重的25%或40%，大豆的为先秦民人所仰食可见11。当然，这主要是北方农业区的情况。豆的种植所以有这样高的比重，就是因“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12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并高效利用了大豆的稳产易保藏、耐饥壮力和效用广（既为三餐主副食的饭、羹原料，又是牛马使役和猪等肉食牲畜的饲料）等众多特点。荒年无有他谷而仅以豆充饥的记载多见于封建中世以前的文献中。直到战国末年，当中原的政治家已经习惯从统一和全局的视角来认识所有社会问题时，菽也是列在北方第一谷和南方第一谷的粟、稻两者之后备受重视：“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园，小菽则搏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虫。先时者必长以蔓，浮叶疏节，小荚不实；后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13菽的种植农艺研究具有北方、南方的普遍意义，因为它均是北、南方居于第二位的谷物品种。先秦时，菽是黄河食文化区人们食物原料结构最重要的“五谷”之一。“五谷”当时主要是指稷、菽、麦、黍、麻（《周礼·天官·疾医》郑玄注）或稷、菽、麦、黍、稻（《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关于“五谷”及菽在“五谷”结构中地位的认识，唐以前的文录主要反映的是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情况。

入汉以后，由于耕作技术的发展，粟、麦的亩产提高和它们更宜作三餐主食的固有特点，以及其他食料的有效开发与利用等原因，大豆种植在耕田总数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大豆在汉代，甚至直至赵宋以前的十余个世纪里，其在庶民膳食结构中的地位仍未根本改变。大豆一直是重要的“五谷”之一，北方农业区则尤其如此，作为与麦、粟轮作种植的品种，其播种面积仍不可能太少。因此西汉人的观念中仍极重视菽，政治家仍主张以“欲实菽粟货财市”14的政策来裕国强国。入汉以前，大豆主要食用方法是主食的“豆饭”、“豆粥”；副食的“豆羹”、“藿羹”15；调料的“酱”、“豉”以及同时兼作药用的“大豆黄卷”—豆芽等。“以洮（淘）米泔和小豆而煮之”的“甘豆羹”等“皆野人农夫之食耳”是汉代的基本民情16。大豆磨粉食用是封建中叶以后的事，近现代始增大比重。两汉及至赵宋以前的十余个世纪里，除了传统的使用法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豆酱、豆豉和豆腐的普遍食用。先秦时，酱的使用在庶民之家尚非十分普遍和倚重，作为咸味调料那时寻常百姓多是直接用盐，而汉时则大不然：酱已成为与传统的“醢”（以各种肉料为之）并列而存的一大咸味调料种类：“酱以豆和面而为之也。”“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17已成生活常识。酱类品种很多，其中以豆为原料的酱又分作“以供旋食”称为“末都”的酱和长贮的“大酱”；又因用盐多少而有咸或略酸味的区别等18。自汉而后，酱在人们日常食事中的地位始终居于调味料的首位：“可以调食，故为之酱焉”19；“酱，八珍主人”20；“酱，食味之主”21等一类说法反映了这种历史实情。而其对寻常百姓来说，则更是三餐是赖、一日不可或缺；对于他们酱不仅是调味之将（庶民百姓可无“百味”可调，通常只是一盂豆饭、一瓯豆羹的“一饭一汤”而已），而且还是每餐必备的佐食之肴，是一品经久不变的副食。“百家酱，百家味”，是中国历史上一句经久的俗谚，它表明酱是庶民百姓家千家万户各自长年贮备的最重要食料。正因为如此，一旦不慎生了蛆虫，人们也舍不得丢弃，于是造出一种自慰的理论来继续食用，另一句不文明的俗语则表明了这种历史文化：“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意即无大害，除去之后仍可食用。其实，这是中国人因窘迫的经济生活而生的求生存的思想，它更表明了庶民对酱的依赖之重。豉的历史要晚于酱，酱本来是诸多“醢”的一种，而豉则是由豆酱衍化发展出来的。豉的出现当不晚于春秋，东汉王逸注《楚辞·招魂》“大苦咸酸”句云,“大苦，豉也。”故历来经诂学者均认为“古人未有豉也……盖秦、汉以来始为之耳”；“古来未有豉也，止用酱耳。”22但汉代人普遍食用豉则是毫无疑义的，西汉初年豉便是城邑中商人经营的主要日常消费食品之一：“糵麴盐豉千答”23；也是百姓家常备的调料之一：“芜荑盐豉醯酢酱”24。豉的种类也很丰富，从含盐量多少和风味差异上看，可分为淡豆豉和咸豆豉两大类25。酱、豉之外是“豆酱清”即“酱清”或“清酱”26，同样是汉代人十分青目的美味调料。此外，以大豆为原料制作酸味的酢，也是汉魏南北朝时的通习，其最常见的是“大豆千岁苦酒”和“小豆千岁苦酒”等27。至于藿，作为重要的菜蔬原料，至少一直沿用到宋代。在此之前很久，藿曾是市易的主重要菜蔬品种28。

豆腐，应当是于汉代便被中国人认识的大豆制品。至迟于两汉之际时，豆腐的制作与食用应当在庶民社会开始普及化29。但是，由于迄今尚未十分清楚的原因，史文记述空疏，长达十个世纪之久才于五代时见到“豆腐”二字的明确记载。但以目前发现最早记有“豆腐”一词的《清异录》中以“小宰羊”雅称豆腐俗贱之物的情况来推断，则早在五代（907—960）之前很久豆腐便成为庶民常食已是毋庸置疑了。总之，自唐以后豆腐作为很便宜的市易肴料，更广泛地被下层社会广大民众喜食、习食和有能力购食了，这是促使大豆从“豆饭”、“豆粥”等主食料逐渐退出并同时在副食的天地里更多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豆腐的大宗有水豆腐和干豆腐两大类，每类又都有南、北不同风格之分（水豆腐南称嫩豆腐，北为老豆腐；干豆腐南方则成为千张、百叶）。入宋以后，以豆腐为原料的加工品种开始增多，并且随着都市餐饮业的发展和人们食生活的渐趋丰富，豆腐制品也便逐渐增多。清人李调元的《豆腐》30打油诗便非常形象写实地反映人们对豆腐的加工利用：

家用可宜客非用，合家高会命相依。（豆浆，制豆腐之前必先泡豆磨浆，故豆浆是庶民之家相依为命的饮料，且极价廉易得）

石膏化后浓如酪，水沫挑成皱成衣。（豆腐皮）

剁作银条垂缕滑，划为玉段载脂肥。（水豆腐）

近来腐价高于肉，只恐贫人不救饥。（泛指水、干两种）

不须玉豆与金笾，味比佳肴尽可损。（豆腐干等）

逐臭有时入鲍肆，闻香无处辨龙涎。（臭豆腐）

市中白水常成醉，寺里清油不碑禅。（油豆腐）

最是广大寒彻骨，连筐称罢御卧寒。（冻豆腐）

才闻香气已先食，白楮油封四小甔。（豆腐乳）

滑似油膏挑不起，可怜风味似淮南。（豆腐脑）

豆腐的细加工品种非常丰富，如“熏豆腐”、“酱油茶干”、鸡汤豆腐丝、五香干豆腐卷、五香豆腐丝、油豆腐、茶干等均已见于清代及其以前的食谱等大量文字记录中了31。

制豆腐必先泡豆磨浆，故豆浆的利用更应在豆腐之先。照笔者豆腐发明当在西汉的理解，豆浆的利用自也至迟在西汉时期。这不仅由于西汉时大量使用的旋转磨主要用途是用来研磨浸泡过的豆等谷物原料的，事实上早在磨发明之前的谷物加工具杵臼即有此功用。因浸泡过的大豆一经粉碎性加工过程，便有浆汁析出，而且越是研磨或舂捣精细浆汁便析出越多。而早在豆腐发明之前，即在大豆主要用来烧豆饭、煮豆粥和豆羹阶段，为了使组织坚硬的大豆能与其他易烂熟的谷物协调烹饪，一般也要先将大豆浸泡相当时间（这样既适口也可节省燃料、事功）。富贵大家待客以豆粥能“咄嗟便办”，原因即是“豆制南煮，豫作熟末，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32。若是考虑到三代时人们用杵臼舂制“糍”、“饵”等主食品的情况，则捣击泡豆出浆并加以利用的历史还应当更早许多。西汉时，都市之中甚至有以豆浆出售而成巨富者：“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33这里的“浆”，既不是酒浆，也不是水浆，而应是包括豆浆在内（当以豆浆为主）的各类果汁、酵汁饮料的统称，文中的“张氏”即略近现代意义的张记饮料店。

由豆浆制成的豆腐脑和各种风味的豆花，同样是古往今来广大下层社会民众喜食和常食的副食或风味小吃食品。“豆腐，……其最嫩不能成块者曰豆腐花”34，即点腐时使浆聚而不凝；而点豆腐之后不加压去水，则成豆腐脑：“点成不压则尤嫩，为腐花，亦曰腐脑。”35

黄豆芽，是中国人很早就利用为蔬食原料的大豆的活性转化形态，作为有目的的培养而利用豆芽，这无疑是比简单和直接利用大豆原始形态的一大进步。黄豆芽在先秦典籍《神农本草经》中记为“大豆黄卷”36，这一称谓其后沿用很长时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中亦有“黄卷一笥”的记载37。黄豆芽（当然也包括其他豆类的芽），很早并长期和大宗被用作历史上庶民阶级几乎每日必食的“豆羹”的主要原料，直到今天仍是南北城乡广大民众四季常食的蔬菜品种，尤其是北方漫长冬季里大众的传统食料。当然，今天人们食用豆芽的方法，除了二、三千年传统的汤煮之法外，炒、炝、拌、渍、馅料（煮、蒸、炸等），或与其他原料配合的更多烹调方法是古今不可同日而语的。

大豆之外的菽类品种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可以分作主食和副食的两大类，如主要用作豆饭、豆粥或豆馅、豆粉等主食原料的黑豆（乌鸡豆）、白豆、绿豆、褐豆、青豆、斑豆38、赤小豆（又称红小豆或小红豆等）、稆豆（又称黑小豆等）、豌豆（曾有胡豆、戎菽、回鹘豆、毕豆、青小豆、青斑豆等称）、蚕豆、豇豆、扁豆、黎豆、花豆、眉豆、脑豆、芸豆等；主要用作菜肴原料的刀豆、扁豆、豆角、龙豆、垅船豆、四季豆、荷兰豆、绿豆芽，以及用于主食原料诸类品种生长青嫩时的籽、荚、叶、苗、秧等的用来蔬食。一些品种的豆实同时可以制粉、酱、豉、麸、粉丝（或条、片）等，作为肴品原料丰富人们的餐桌，改善人们的营养状况。

肉美鱼鲜，动物性食料味美、耐饥、壮力、养颜、益智等许多养生功效是中国人很早就充分认识到的常识性道理。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常餐鱼肉的福气的。以五谷为主要食料，即基本营养源于此；各种蔬菜的主要功用仅是“充”—充实、补充而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39，这一距今足有二千四、五百年的看法，反映了中国人早期的膳食综合观念。“养”、“助”、“益”、“充”四字并非单纯的并列修辞需要，事实上是包涵着一定意义的性质和程度差别理解成份在内的。至于各种食物原料都蕴涵何种营养成份并如何营养人们的身体与健康，那都是暝暝不清的，至少在二千数百年前的当时甚至以后很久都在中国人的隐约感觉和迷朦揣摩之中，他们只能用简单的实验—生活实践观察比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和混杂着许多唯心、唯灵成份的思考来试图彻底理解和解释这一切。于是，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人都视“养”—营养—的基本问题的砝码是“五谷”。中国历史上维系了二千数百年之久的历代统治者的“重本抑末”或“重本轻末”基本国策，从根本上说来盖源与此；中国人的似乎过于眷顾以大豆为主的菽类食料，其情结亦在于此。李时珍对菽类评论说：“北人用之甚广，可作豆粥、豆饭、豆酒，炒菜、麨食，磨而为面，澄滤取粉，可以作饵顿糕，荡皮搓索，为食中要物。以水浸湿生白芽，又为菜中佳品。牛马之食亦多赖之。真济世之良谷也。”40李时珍的这一评语，是对诸多豆类品种对庶民百姓的充饥养生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国人在漫长的数千年里大大得益和仰重于菽类食料，他们于调顺时节三餐是赖，荒欠之年唯其为重；果腹调食、养生疗疾，离之不可一日。中国人所得益的，正是他们虽苦苦思索却仍冥冥不能解的菽类独特丰富的各种营养成份。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众—庶民大众是靠以大豆为主体的菽类食料来维系健康的，而这一点首先，并且在相当长时间里是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6？）曾在他的《天工开物》中说：“凡谷无定名，……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遗稻者，以诸书圣贤起自西北也。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而来（小麦）、牟（大麦）、黍、稷居十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41宋应星的这句话，值得认真推敲：首先，他正确的指出，汉代以前黄河流域食文化区人民大众的主食结构是以粟为主要品种的“五谷杂粮”，当时稻在北方粮食结构中只占极小的比重。其次，汉代时的黄河流域食文化区在当时中国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当然，宋应星的话是仅就汉代的文献而言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宋氏并没有否定汉以后直至唐一段时期黄河流域北方食文化区基本食料结构的意义。再次，唐以后随着南方人口的持续上升和和生产、经济的累积发展，南北人口与经济的对比发生了极大变化。唐代时，在社会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为正常时期，全国人口的北南对比为六比四，而中央财赋收入的重头则在南方。南方财赋的主体是稻米，这就是宋应星于唐后七个多世纪所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一语的确切历史内涵。不同的是，宋氏议论的明代末期，而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明帝国版图内人口分布的比例则已经发展成一比二不足了，约六千七百万人口分布在以稻米为主要食粮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食文化区42。第四，也大约是在唐代前后，随着谷物食料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亩产量的提高和食料种类的增多，如宋氏所说，麻和菽开始退出了主食的行列，而在副食“肴”的天地里充分发挥着潜能。

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同样表明，我国又是世界上小麦的起源中心之一和栽培小麦的最大变异中心之一。“麦”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竟有约近八十种大同小异的写法，这既表明麦的变异品种多，同时也说明距今三、四千年前麦已经是一种非常广泛栽培食用的谷物品种43。田野考察发现，我国西南和西北高原迄今还生长着一种具有典型野生性状的原始小麦，专家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现在我国原有的普通小麦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44麦最初主要是蒸、煮粒食，入汉以后粉食逐渐成了主要和基本的食法。此后，“北麦南稻”一直是中国北、南两方食文化区的重大区别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具有二千多年之久，堪称中华民族“国食”的面条、馒头、饼、饺子、包子等都是主要以小麦粉为原料制作的，它们同样也是黄河流域及广大北方地区食文化的传统与代表性食品。麦面食品广泛流行北方地区的原因，除了麦“种在冰上，收在火上”的寒播、暑收生长习性之外，还在于其比较粒食米饭而更易于制作、贮放、携带、食用的特点和优点。

农业新能源该如何发展？

发展之前，提高人口素质要先行，不然是发展不起来的。所谓的农业新能源，除了太阳能、风能等大家熟知的新能源外，农村的一个优势就是打理发展沼气。不过沼气项目也许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东西，发展沼气需要有很多配套的设施，比如最常见的就是要有一个养猪厂，要能提供一定量的新鲜猪粪。但是目前农村很少有人养猪了，因为养猪不但影像环境，而且养殖效益也不高。所以，实际上沼气在农村发展的瓶颈很大。其实，农村的发展实际上是离不开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化进程越快，农村发展也会越快，农村人口过多是制约农村发展的关键。

另外，农村发展新能源离不开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最有效的就是发展综合农业或者循环农业，这样才能充分的利用农村的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给大家一个我制作的ppt，供大家参考学习。

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问题及主要对策

面临的问题

近半年来，尽管部分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但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价格高位趋稳，农产品价格上涨让农民得到的经济利益相对较多。有利的经济因素和惠农政策正在当前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持续几年的农业良好态势仍然没有改变。当前，要特别处理好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消费者利益，保护好农民生产积极性，尽快恢复需求缺口较大的畜产品生产能力，加强市场监控，防止粮油及其肉禽蛋价格上涨的连锁反应扩大化，促进农产品市场的稳定。

一、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相对较高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生产季节的关键期。尽管今年我国农业面临自然灾害可能偏重发生，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增多，农产品市场不稳定性增加，农民扩大生产的风险加大。但是，目前多数农产品价格高位运行，农业生产资料供求基本平衡。总体上看，有助于进一步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将促进粮油生产的稳定，加快实现肉禽蛋生产能力的恢复。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粮油等多数农产品价格恢复性上涨，促进了农业效益的提高。今年第一季度城乡居民食品消费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粮食上涨6.7％，而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7.3％，谷物上涨8％。农民销售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居民食品消费价格。近半年来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供求总体上平衡，价格比去年同期的上涨幅度明显低于农产品生产价格。第一季度农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75.1元，而家庭经营费用现金支出只增加了7.7元，尤其是农业生产支出稳定在去年的水平。这些表明农民能够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几年来，国家实施的各项粮食补贴政策和价格支持政策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半年各类补贴政策纷纷到位，并且力度还明显增加。在调查中，注意到粮食政策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广泛存在。

在有利的经济因素和惠农政策作用下，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可能稳中有增，粮食生产进一步扩大，粮食可能继续增产。农作物种植意向调查表明农民已经连续第4年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优质高产粮食品种所占份额进一步上升。全国夏粮生产气候条件总体上较好。从已经基本收割完小麦的省份来看，夏粮收成较好。考虑到玉米价格大幅度上涨，稻谷价格水平相对较高，秋粮生产形势有利因素较多。

如果今年能够将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重控制在28％以内，保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基本稳定，实现粮食总产量突破5亿吨的目标是可能的。

二、农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尽管近期农产品波动剧烈，增加了消费者经济负担，甚至影响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但是，农产品价格明显上涨总体上有助于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实现农民较快增收。尤其是粮油价格高位平稳运行，肉蛋价格继续大幅度恢复性上涨，支撑农牧业收入快速增长。农民增收出现了多年难见的好形势。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260.5元，实际增长12.1％，为1997年以来同期增幅最高。第一季度农民家庭经营人均农牧业现金收入较上升同期增长57.1元，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4.3％。

受国民经济增长较快，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和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高等积极因素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第一季度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20元，同比增长16.3％，增速比去年同期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属于较快的。

考虑到近期食用油价格和肉禽蛋价格等明显上涨，农民销售农产品增多等因素，以及受农民就业机会增多和工资率上升等因素积极影响，上半年农民收入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从全年来看，农民增收的有利形势将继续维持，估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4000元左右。

从目前影响农民增收的各种直接因素来看，实现农民收入名义增速高于去年的可能性上升。这种情况下，农民收入能否实现较高速度的实际增长，关键在于能否控制整体物价水平，阻止粮油价格上涨所引起的饲料价格上涨和畜产品价格上涨，进一步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连锁反应。20世纪80年代末粮油价格轮番上涨，农民收入名义增长速度很高，但实际增长非常有限。只有稳定物价总体水平，在农产品价格波动中实现合理的比价，才能确保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三、部分农产品价格波动明显

继去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尤其是主要作为饲料原料的玉米以及肉禽蛋上涨幅度相对较大。粮油价格上涨及其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仍在持续。今年第一季度农产品生产价格中玉米上涨了15％，生猪、家禽和禽蛋分别上涨了18％，12.7％和11.8％。第二季度这类农产品价格继续保持上涨势头，5月份一些集贸市场上的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翻一番。

去年下半年，受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影响，国内进口减少，粮食价格出现了恢复性上涨。玉米价格走出波谷。加上受干旱等不利气候影响，玉米加工燃料乙醇需求增长较快，玉米供给严重滞后消费增长。玉米价格大幅度上涨，增加了畜牧业饲养成本。由于我国肉禽蛋产业化发展的水平不高，产业链各环节价格利益反应机制尚未形成，去年又正是我国主要畜产品生产的经济效益经历最困难时期。饲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销售价格未能作出及时反应，使得农户养殖效益大幅度下滑，纷纷退出养殖业，削弱了生产能力。肉禽蛋当前货源紧张，价格居高不下是典型的周期高位波动。

考虑到肉禽蛋生产的周期性，生产能力恢复需要一段时间，肉禽蛋价格的稳定目前主要依靠政府监管。但是，随着夏季的来临，肉禽蛋需求相对不旺，尤其是禽蛋生产能力由于恢复相对较快，估计禽蛋市场价格的稳定性将逐步显现。入冬后，生猪市场价格也会逐渐趋于稳定。

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近期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是农业生产能力不稳定的表现。短期内，多数农产品的价位趋高，有助于农业生产能力的扩大，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促进农产品市场稳定。但是，从长期来看，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不但影响到中低收入消费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小农经济冲击也较大。

主要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处于紧平衡，这些农产品市场价格极易受到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异常性波动。为此，必须平衡好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实现农业比较效益，稳定增加农产品供给，允许农产品市场合理波动，加强市场监控，确保农产品市场的稳定。

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确保今年农业丰收对于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营造稳定环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针对可能导致农业减产的不利因素，农业主管部门要做好事前预防和应急管理工作。影响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最大威胁是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的发生，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

要继续发挥支农惠农政策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抓住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有利时机，优化支农结构，着力改善农业设施。考虑到粮食市场价位相对较高，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发挥的作用有限等情况，重点应想方设法扩大农业补贴规模，尽快将生猪补贴纳入补贴范围，继续增加转移效率相对较高的农业补贴项目。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波动性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经营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实践表明，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稳定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近年来肉蛋市场剧烈波动，与大量农户退出养殖市场，生产能力削弱直接相关。国家补贴农业不但要以粮油等比较效益相对较低的农产品为实施对象，而且还要更加关注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国家惠农政策不但要通过实施低保制度解决农户生活保障问题，而且还要保护小规模农户的生产能力。

要加强农产品市场和农村市场调控。针对今年农产品市场价格过度波动可能性上升，国家相关监管和调控部门应及时监测。一旦出现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出现异常波动的苗头，应配套使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将农产品市场和农村市场价格过度上涨势头控制好。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库存的吞吐作用，切实做好农产品进出口的管理工作，增加玉米进口，控制玉米等饲料价格上涨幅度。要统筹考虑生物能源和粮食安全，深化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中国茶文化发展史怎么样 PPT课件.ppt

茶的发现人、饮茶的起源：“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5000多年前的神农也称“神农氏”，作为农业之神的神农也是中国医药的发明者。

茶的起源地点：茶树原产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利用和人工栽培茶树最早；最早加工茶叶；茶类最为丰富的国家。中国被誉为茶的祖国和茶文化的发源地。

茶的起源时间：茶树在地球上存在约有100万年的历史。人们发现和利用茶始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迄今5000-6000年历史。

中国人的祖先饮茶经历了四个过程：

1、生吃药用、

2、熟吃当菜、

3、烹煮饮用、

4、冲泡品饮

古人最早利用茶的方式是口嚼生食，后来便以为火生煮羹饮，就象人们今天煮菜场一样，那时的人们只把茶作为羹汤来饮用，或以茶作菜来食用。

对中国人而言，茶不仅是一种饮料，更多的是一种清静、静心的精神象征。历经千年，茶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茶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象征之一。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茶的发现及饮用，证实了茶的兴奋、醒脑功能以及各种健身作用。无论是历史文人生活中的“琴棋书画酒诗茶”，还是平民百姓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茶都是不可缺少的。久而久之,茶便被人们引入精神文化活动之中,引伸出茶道、茶礼、茶德、茶艺、茶宴、茶禅之类的概念与形式。

茶道是以修行悟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茶艺、茶礼、茶境、修道四大要素。所谓茶艺是指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的一套技艺；所谓茶礼，是指茶事活动中的礼仪、法则；所谓茶境，是指茶事活动的场所、环境、所谓修道，是指通过茶事活动来怡情修性、悟道体道。

茶道中所修何道？可为儒家之道、可为道家、道教之道，也可为禅宗及佛教之道，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茶道中所修之道为综合各家之道。修道的理想追求概括起来就是养生、怡情、修性、证道。证道是修道的理想结果，是茶道的终极追求，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证道则天人合一、即心即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极高明而道中庸，无为而无不为。

“茶道”一词的原创来自于中国，并不断有所发展。首次提出“茶道”概念的是比“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茶圣陆羽年长十几岁并精于茶事的诗僧皎然。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有句“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诗人谈及饮剡溪茶的感受，第一饮可“涤昏寐”，第二饮“清我神”，第三饮便达到“得道”的境界。最后在诗尾提出了“茶道”一词，这是富有哲理内蕴的词，与现代茶文化界对“茶道”的界定颇为相通。

皎然之后，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也提到“茶道”一词，在晋代以后，茶成为日常饮料，文人雅士在品饮中感受到茶叶超出物质外的精神品性。如杜育《荈赋》的“调神和内”指出饮茶调节精神，和谐内心的功能。《晋书•桓温传》记“温性俭”，《晋中兴书》记陆纳事，《南齐书•武帝本纪》的以茶为祭，并且“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都体现出社会对以茶示俭的共识。这些，正是茶道思想萌芽的基础。

民间素有“陆卢遗风”之说，而与陆羽并称的诗人卢仝，同样在他的诗篇中涉及茶道精神。他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生动地描绘了饮茶的七个层次：“一碗入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作虽然是具有夸张色彩的文学语言，却与皎然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茶道思想”并非仅仅对“茶道”一词的解释，而是从哲理的层面，从精神的世界，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概括。与陆羽生活在相近时期的裴汶，在《茶述》的序言中对茶的功效进行了论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裴汶所说的“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大多偏重于饮茶的精神作用和社会功能，与皎然的“再饮”“三饮”大体相近，均属于今天所谓“茶道”范畴，只是把这些功用作为并列关系排比。而在晚唐时期，刘贞亮更从理性角度对茶道精神进行概括，称之为“茶德”。在《茶十德》一文中，他将茶叶功效归纳为十项：“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行道”都属于茶道精神范畴。这里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美化人生和育化社会。饮茶的功德之一，就是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这是以理性的思辨和简洁的语言将茶道功能提升到社会风习的最高层次，确为唐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对于“茶道精神”的推崇，一直显现在中国各类典籍的字里行间。北宋吴淑的《茶赋》，铺陈讲述了诸多名茶及茶的典故，渲染了茶的功效，在行文流畅、语句优美之中；明代周履靖仿效西晋刘伶的《酒德颂》而写《茶德颂》，写嗜茗之趣，颂茶德之功；同为明代的吴从先也写有《茶德颂》，则又是另有深味…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曾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指出：

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

茶之“四妙”，指品茶艺术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指深湛、清湛；“幽”指幽静、幽深；“灵”指灵性、灵透；“远”指深远、悠远。这四者是品茶意境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视野。“导吾杳冥”，则是彻悟人生真谛进入空灵的仙境。这正是饮茶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功能，是茶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说，杜浚实际上已经给中国茶道作了很好的总结，揭示出中国茶道的实质。